忻钰坤：边界地带的游历与冒险

　　与中国院线中那些色彩鲜艳、塑料感十足的主流商业片相比，忻钰坤的作品总有着“不合时宜”的粗粝与真实，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作品与讲述方式可以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观众呼应，他并不想在地下状态里停留太久，他的视域里，走在前面的是朴赞郁、昆汀·塔伦蒂诺和克里斯托弗·诺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宣布结果的时刻终于到来。他坐在观众席的正中间位置，两边都是入围电影节的年轻同行。终于，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忻钰坤，最佳导演。这是最想拿的奖。他从座位上起身，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终于从座位席走出来。他来到舞台的中心，灯光打在身上，感觉有点炫目，向下望过去，什么也看不到。

　　下台之后不久，他再次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次是最佳剧情长片，可是准备好的感言刚才已经全部说完了，他有些蒙。幸好这次制片人也在台上，说了很多。忻钰坤再次感谢了一下家人，便下台了。

　　这是2014年第8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颁奖礼上的一幕。忻钰坤的第一部长片《心迷宫》获得了三项提名，最终拿到了当晚两个分量最重的奖项。这一年，忻钰坤正好30岁。

　　他感觉自己搅在了一种复杂的情绪里。直到电影制作完成，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创作能有什么结果。影展的截止日要到了，忻钰坤决定试一试。“我想这是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做出来，就继续当导演，做不出来，就去幕后，做摄影师；再不行，就去开家饭馆，做一个纯粹的影迷。还好，最后的结果也并不坏。”

　　和很多青年导演一样，忻钰坤也经历了制作层面的种种困难。预算捉襟见肘，脸儿熟的演员一个也请不起，后期制作没跟上，用“土得掉渣”来形容也不过分。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从一众同行的作品中杀了出来，不仅获了奖，还上了院线。非线性的叙事方式，让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人性状态以一种复杂但精准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实，这部让忻钰坤声名鹊起的作品还不是他最想拍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写好了一个剧本，但是在当时的制作成本下很难实现，最后听取了合作伙伴的建议，先放一放。《心迷宫》成功之后，新作的投资增加了十倍，尽管仍然是小成本，但忻钰坤感觉自己终于有了机会。他要拍出一部有动作片元素的悬疑类型电影。

　　现在，这部名为《暴烈无声》的新作终于上映。像是从乡野土路上冲杀出来的长跑运动员，忻钰坤终于站在了专业跑道的起点处。

　　大厦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画面总是出现在忻钰坤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一座矿山被炸毁的样子。高中军训的时候，不远处就有一座山，他听到了炸裂的声音，但并没有看到崩塌的过程，转身之间，只剩下废墟和烟尘。

　　忻钰坤要把这个画面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现实操作很难，只好使用特效技术。经过了情绪和理解力的漫长积累，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整个过程缓慢得如同静止了一样，浓烟升起，矿山倒下。主人公站在屏幕的一角，没有回头。影像的语法系统，为观众呈现出现实和虚幻交错的边界地带，让人物的心理景观得以赋形，这正是忻钰坤迷恋电影的原因。

　　“跟《心迷宫》相比，这个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有一个完整的隐喻系统。片中有很多三角形的隐喻和构图，三个人物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关系。去建构人物的生活环境和衣食住行的时候，为了更真实，就会想把个人生活的经验放进去。”忻钰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忻钰坤带着团队回到了内蒙古包头市，这是他的家乡。新世纪伊始，城市周围的地区开始了采矿的热潮，整个地区的人变得很浮躁，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村民拿到了经济补偿，出现了许多暴发户，却没有意识到采矿的负面影响，包括环境和健康问题。

　　“乡村变化得太快了，就会搅进去非常多的东西，会让人特别彷徨，不知所措，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人是清楚的，他们可能通过人的彷徨，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忻钰坤说。

　　忻钰坤的一些亲戚和朋友从事这个行业，原先的同学毕业后有人也加入进来，有时候会跟忻钰坤讲一些奇怪或悲惨的故事。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很多事情不为外界所知。那些矿区之间的矛盾，因开矿引发的暴力纠葛被忻钰坤记在了心里。

　　后来，经过政府的管控，整个行业结束了最繁荣也最猖獗的时期。许多矿停产了，就废弃在那里，“都是残破的样子，很像是大地上的伤疤”。影片中主人公的孩子突然失踪，无法说话的父亲到处去找，路过的就是那些废弃的矿区。

　　拍摄的时候正值冬天，包头的一切显得萧瑟，破败，大量的黄色和黑色映在眼前。自从高二辍学之后，忻钰坤几乎总是在过春节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家乡。那时候他还小，只觉得这里日渐衰老。后来的印象中，这座城市开始有了跨越性的变化。城市社区发展起来，高楼大厦不断拓展着它的领域，污染依旧严重。

　　大厦的林立与内心的坍塌，两者成为了虚构的原动力。尽管悬疑的类型外壳让人印象深刻，但忻钰坤想要展现的却是那些难以言喻的部分。

　　走思

　　走神，用包头当地的话说，叫作“走思”。忻钰坤上学的时候，常常会从现实中跳脱出去。可能是双鱼座的原因，忻钰坤自己这样觉得。老师布置了作文的题目，他不想应付，决定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有对白，有人物，还有矛盾冲突。他将自己代入进《终结者2》，幻想自己是影片中的孩子，施瓦辛格带着他一路逃亡。

　　除此之外，忻钰坤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跟作文的主题产生了关联。老师看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让他多写写。他觉得，如果要说对电影和虚构有什么缘起的话，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例。

　　但总的来说，忻钰坤的成绩不是很好。到了高一暑假的时候，忻钰坤意识到自己可能没办法通过高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有一个初中同学毕业后去了西安翻译学院，读完预科，升到了大学。他决定也走这样的路子，正好看到西安电影培训学院的招生广告，跟母亲商量了一下，决定辍学，去学电影。

　　那是2001年，忻钰坤17岁。母亲陪着他去报到，绿皮火车一路从北往南开，24个小时之后，终于到了西安。日后回溯，这是忻钰坤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他开始和电影发生关联。

　　西安电影培训学院是西部电影集团旗下的一所民办院校，属于学校和社会联合办学。当时，西部电影集团还没有改制，仍然叫西安电影制片厂，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摇篮。培训学院的师资很好，校舍是原来西影厂的洗印车间，很多西影厂的老电影人参与授课。这让忻钰坤很向往，但进去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特别是学院的管理存在问题，很多学生去了也不学习。有的老师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特别用心，但学生的年纪普遍都很小，也听不进去。

　　但在这个学院，忻钰坤还是学会了电影的门道，知道了如何将观影的心理感受还原为电影语言。除此之外，他还认识了朋友冯元良，后来两个人一起写了《心迷宫》的剧本。

　　冯元良后来选了在一家石化国企上班，业余时间写剧本。忻钰坤则想要以电影为业，他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但没考上。忻钰坤准备复习一年，来年再战，每天闷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社交。以前的同学都去外地了，有亲戚觉得他就不该学电影，当初去西安就是个错误的决定，现在竟然还要再考。

　　那是2003年，正好赶上“非典”，忻钰坤觉得家里闷得不行。夏天的时候，一个舅舅要去广东佛山，做陶瓷洁具生意，忻钰坤便跟着去了，每天带着图，跑销售，因此了解了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开始有了些变化，不再那么想考电影学院了，但对电影的喜爱没有丢下，有什么新片上映都会去看，那时候的电影院类似于文化宫，一张票可以反复看很多部。

　　“看完就觉得，哎呀，还是想回来干这个事儿，有瘾，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不想这么早给自己下结论，就跟家里商量，回到这一行。”忻钰坤回忆道。

　　他回到了西安，在郊区租了很便宜的房子，住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什么机会也没有找到。他一度想学游戏，以后从事动画制作。最后虽然游戏没学成，但那段经历让他不再对技术犯怵了。后来制作《心迷宫》的时候，忻钰坤自己在家里完成了剪辑和初步的调色。

　　过了两个多月，机会终于来了。一个西安电影培训学院毕业的师兄在电视台工作，平时拍一些栏目剧，问忻钰坤有没有时间写剧本。他便去了师兄的小剧组，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开始自己拍，剧本、摄影、剪辑，全包。栏目剧的名字叫《都市碎戏》，每个故事时长有限制，不超过30分钟，多是家长里短，讲的都是当地方言。

　　忻钰坤想拍点不一样的，尝试了警匪题材，卧底的，贩毒的，收视率很好。后来看了一些非线性叙事的电影，觉得很好，便想要进行类似的尝试，写了一个送礼的故事，但电视台觉得故事讲述得太复杂，拒绝接受。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界限，忻钰坤想冲，但怎么也冲不破，他对做导演失去了信心。

　　2008年，北京电影学院有进修的机会，忻钰坤报了名，学习胶片摄影，想着以后就做幕后，本来对拍摄就比较熟悉，做摄影师也挺好。没想到的是，他刚毕业，胶片摄影就被淘汰了，被数字技术所取代，这让他感叹自己确实“生不逢时”。

　　迷宫

　　忻钰坤写了一个剧本，讲的是矿工找儿子的故事，也就是后来的《暴烈无声》。那是2012年。此前他在北京的工作是拍宣传片，认识了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叫任江洲。虽说是影视公司，但规模很小，处在行业的最边缘，甚至都不在行业里。

　　忻钰坤将《暴烈无声》的剧本拿给任江洲看，任江洲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但里面有很多动作戏，需要的资金很多，不是低成本能支撑的，不如先拍另一个故事，也就是后来的《心迷宫》。

　　任江洲是河南人，有一次，他跟母亲去看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听母亲讲了一个发生在90年代农村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村庄外出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一家人说是自己外出打工的孩子，正要下葬时，孩子却回来了。最终，一口棺材先后转了三家人，两年之后才终于破案。

　　任江洲很快就写出了大纲，准备担任制片人，负责筹钱，但是找了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吃了闭门羹。他后来承认，如果按照写实的方式拍，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便决定改一下，由忻钰坤和冯元良写剧本，采取非线性叙事，并且增加了悬疑的元素。一个封闭的村子里，十几个人物轮番上场，戏剧性的巧合让人物在合理的行为逻辑下触发了连锁反应，欲望和人性相互纠缠。

　　整个写作持续了一年多。忻钰坤有了很多想法，他觉得自己离电影越来越近了，至少有机会拍电影了。任江洲终于拉到了资金，说好100万，但是突然遇到周转问题，又收回了一半。支付完工资之后所剩无几，原本答应投资的亲戚也不见踪影，最后只好借钱，怎么省钱怎么来。

　　拍摄地在任江洲的河南老家。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大量的农田房屋处于闲置状态，剩下几个老人，每天早上晒太阳，看忻钰坤拍戏。拍稍微大一点的场面，就会遇到凑不齐人的问题，需要从十几个村找人来当群众演员。

　　忻钰坤本来还在想着拍完之后怎么找发行方，但是资金的严重短缺让他完全无暇旁顾。“后期制作的时候，大家其实有点放弃了，没有钱了，就只好在家自己剪。做完的时候，正好赶上FIRST电影展收片的截止日，我想这是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忻钰坤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FIRST电影展创办于2006年，由大学生影像节发展而来，已经成为面向青年电影人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推出了《八月》《中邪》等多部优秀电影。除了评奖之外，电影展还举办了创投和训练营等活动。

　　忻钰坤第一次参加影展便获了奖，并且在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同行。片子精巧的结构和深度的人性呈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表演和制作方面的遗憾，让很多专业人士看到了忻钰坤的潜力。2017年，《暴烈无声》制作完成之后，又重回故地，成为了FIRST影展的闭幕影片。

　　从《心迷宫》上映到《暴烈无声》制作完成，忻钰坤用了三年的时间。制作成本升级了，周期也比前作增加了一倍多，有了姜武、宋洋等明星演员的加盟，甚至还从韩国请来了电影《老男孩》的动作指导。一部商业类型片的班底搭建了起来。但不同于当下很多商业类型片所采取的讨巧方式，忻钰坤没有简单地将不同元素进行杂糅和拼贴。他十分看中剧本的质地，每次都要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反复打磨，呈现为影像语言的时候，强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参与和互动。幸运的是，这样的拍摄方式得到了来自资本的认可。

　　“当下电影市场的繁荣还是给了很多年轻导演机会的，如果有心进到行业里，有一定的才能，那机会比以前多太多了。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繁荣，对新鲜血液的渴求，导致所有的人对青年导演没有那么大的容错率了，希望一下子就能成功。”忻钰坤说。显然，他很清楚自己所面对的时代与现实。

　　与中国院线中那些色彩鲜艳、塑料感十足的主流商业片相比，忻钰坤的作品总有着“不合时宜”的粗粝与真实，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作品与讲述方式可以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观众呼应，他并不想在地下状态里停留太久，他的视域里，走在前面的是朴赞郁、昆汀·塔伦蒂诺和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些导演都有着坚定的个人表达并且能够收获广泛的观众，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这好像是个悖论，而忻钰坤从一开始似乎就想试试能否把这撕裂的东西经由自己进行缝合，某种程度上说，他所做的是一种边界地带的游历与冒险。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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