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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的马戏团:面临动物保护者越来越多的举报

2018-05-23 15:24

过去一年多以来,马戏团团长李荣庆的遭遇就像他所从事的这个杂技行当一样充满刺激。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先是在一次演出前夕被捕,然后因“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等到狱中生涯过了10个月、他写出“青丝变白发,整日长嘘叹”之类打油诗的时候,法律作了修改,他获得改判,无罪释放。

当初,他的国豪马戏团原本要在沈阳演出。演出的动物有老虎、狮子、黑熊和猕猴,老虎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和熊是二级。马戏团的野生动物运输证过期了,他起初以为“交个罚款”就好。但后果是,2016年12月28日,李荣庆因为携带重点保护动物出县境而在沈阳被判刑10年。

但就在判决3天之后,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县境,无需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李荣庆运输的动物,当时有合法驯养繁殖许可,“不再具有刑事违法性”。

在狱中,李荣庆一度以为会待满10年,他有时梦见儿子,梦里自己出狱了,儿子却对他相见不相识。

等他告别牢狱之灾,动物们被放还原主,它们倒是认不出他了。他被捕后,猴子一度被养在动物园的猴山上,它们看上去忘了他是谁,他也已认不出它们。无论狮、虎还是熊,回到他身边的动物大都体重飙升、动作迟缓,不再适合表演。这是回归社会的李荣庆重回舞台的第一个障碍。

更大的挑战在于,他发现自己自幼进入的这个行业,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恢复演出没多久,国豪马戏团就被人举报了。李荣庆一边翻出各种盖着红章的许可证,一边咒骂可能的举报人,他断定那个人是胡春梅。

胡春梅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毕业的一位动物保护志愿者,“拯救表演动物”项目发起人。近几年,像她这样的动物权利主张者是马戏团的“天敌”。

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出现在大型马戏团演出场外,呼吁“拒看动物表演”。志愿者们戴着动物头像面具,模拟出动物被虐待的场景。北京工人体育场每年都会请马戏团演出,她把集体签名的抗议信送到工体的办公室里。

“拯救表演动物”项目团队不断揭露舞台幕后的事情:黑熊跪在地上向驯兽员乞求食物,大象患了脚病后皮肤溃烂,老虎咬伤了驯兽员……“尊重动物的天性,真的就这么难吗?”胡春梅感慨。

近两年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表演动物最后的希望”项目,陆续举报了20多起动物表演活动,有的是动物防疫不符合标准,有的手续不全。

根据法国动物保护机构Code-Animal汇总的资料统计,全世界目前有36个国家、389个城市禁止或限制动物表演。玻利维亚是首个禁止马戏团进行动物表演的国家;美国的流动杂技团使用野生动物表演节目时不能旅行15天以上;法国一座城市禁止马、猫、狗、鸟、兔子之外的家养或野生动物站上舞台。

2010年,中国国家林业局下达通知,禁止虐待性动物表演。同年10月,住建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停止城市动物园及公园的动物表演。2013年发布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禁止动物园进行动物表演。

胡春梅说:“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不看动物表演,这是个挺好的现象。另一个角度,这个行业确实也不规范,我们呼吁有更多具体、落实的管理细则。”

2017年8月31日,广州动物园关停了已持续了24年的马戏表演,当时跟广州动物园合作的马戏团团长黄迎志来自安徽宿州。

宿州的埇桥区是中国杂技家协会认定的“中国马戏之乡”。埇桥马戏脱胎于明末清初的民间杂技,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一批表演动物在这里被驯化。2008年,马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马戏团团长面临的新问题是,文化遗产遇上了动物保护。

2018年3月,全国300家马戏团团长实名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发起人于金生是李荣庆学艺的师傅,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马戏团团长,也是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这些马戏团团长请求恢复动物园的动物表演,给马戏团和表演动物们“重开生路”。

“失去表演舞台的动物难以生存”,公开信里说。这也是李荣庆反复强调的论据。他手机里存着朋友驯养老虎的视频,猛兽们在院子里来回跑动,没有笼子和链子。

“这些狮子老虎都已经驯养过好几代了,早就没有野性了。”李荣庆曾经想给新来的老虎改善伙食,把活鸡丢进笼子里。食物链两端的两只动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在同一个狭小空间内相安无事。最后,活鸡扑棱着翅膀,直接飞到了老虎身上。

公开信里描述,中国的数百家马戏团体拥有数万只表演动物,从业者超过百万人。“世界上最庞大的演出群体……承受的却是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跨省演出时,如果卡车笼子里包含狮子、老虎之类的野生动物,马戏团需要前往林业、公安、文化、工商等相应管理部门备案审批,走一个多月的流程,拿到驯养证、运输证、演出证、营业证、税务证等一系列许可证。

流动演出的合同总是签得时间紧迫,来不及搞定审批手续的马戏团一旦“铤而走险”,就容易出问题。

出狱后,29岁的李荣庆鬓角都花白了,老朋友一见他就吓了一跳,“憔悴了好多”。

他的马戏团已经没了,为了打官司,家人把国豪马戏团的所有行头都变卖了。价值100多万元的财物,匆忙中只卖出了十几万元。团里的演员也走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几个打小就跟着他学艺的徒弟。

回家后,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出门,总觉得村里的人在对自己指指点点。上小学的儿子要求爸爸送自己上学,李荣庆不想见人,直接拒绝了。儿子立刻哭了出来,同学们总冲他喊“你爸蹲监狱”。李荣庆开始送儿子上学,戴着口罩出门。

李荣庆想申请国家赔偿,但律师告诉他,因为一些法律程序上的原因,“希望不大”。

迄今为止,他的国家赔偿申请还没正式提交。代理律师刘瑞芬解释,改判“并不是基于一审的判决或适用法条错误”,而是因为法条修改,这也许会影响到申请。

他开始尝试改行,跑起了长途运输,但没坚持多久就回了家。这个马戏团团长还是想办马戏团,那是他唯一擅长并喜欢的事情了。

在他9岁那年,一个马戏团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表演。他站在人群里看杂技演员表演“蹬缸”和“空中飞人”,回家后闹着要去学马戏,不久后就辍学了,成了那家马戏团的学徒。

村里一起去学杂技的孩子不少,但坚持下来的没几个,因为“太苦太累”。他们每天练功超过10个小时,早上起床后先跑两公里,回来后压腿,翻跟头,把两只手按在两个砖头上让身体倒立。偷懒的时候也会挨打,李荣庆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不吃苦怎么学本事?”

他将近而立之年,仍然能上场表演“空中飞人”,认识他的人说,这就是因为他基本功扎实,因为他当年的苦吃到位了。

马戏团的高空节目是不带安全绳的,这甚至已经成了表演的一个噱头,主持人会在扩音器里反复向观众强调这一点。

他的徒弟清涛也跟着他吃一样的苦,练一样的本事,受一样的伤,讨一样的生活。清涛今年18岁,而李荣庆第一次拉起自己的队伍去外地演出时,只有16岁。

那时他和堂弟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跑,圈出一块空地就可以表演。观众稀稀拉拉,有时还会被村委会驱赶。

坐牢还不是他遇见过的最糟糕的事。他受过骗,遭过背叛,跟人打架差点被捅死。连朋友都说他“没遇见过什么贵人”。就连他中途转行去舞狮,合作最久的搭档还出车祸没了。

从2013年开始,李荣庆觉得日子像样起来了。他成立了马戏团,领着队伍去全国各地表演。状况最好的时候,国豪马戏团拥有5辆大卡车,40多名演员,一年的纯利润超过400万元。

从那时起,李荣庆把自己的定位改成了马戏团团长而非演员。他不再亲自上台表演驯兽或高空倒立。他的目标是玲玲马戏团,世界三大马戏团之一,只养动物,演员从世界各地邀请。

现在他需要重新捡起这个梦想,先定下的一个目标是“回沈阳演出”。

但就在他生活在狱中的时候,他所崇拜的玲玲马戏团宣告关闭了。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动物保护组织多年以来的持续抗议。

2018年春节前,李荣庆开始恢复演出。山东有朋友打电话把他叫了过去,那时他还没准备好,“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整了一个很旧的棚子”。

沈阳森林公安把他的动物还了回来。他把它们送到了宿州驯养表演动物的朋友那里,领了新的一批动物回来,其中一些跟他磨合得很不好。新来的老虎时常耍赖,还会抢走驯兽师手里的指挥棒。李荣庆只好又换了一只老虎。

他新接到一个大活计,带着动物驱车1800多公里,从老家河北沧州赶到了四川泸县。他要在这里演出半个月,平均每晚一场,周末两到三场。

演出用的大棚是新买的,尖顶下面用遮光布围出几百平方米的空地,架好显示屏,用铁栏杆圈出舞台,摆好座椅。4只狗、1只狗熊、1只老虎和两头狮子住在舞台后面,马戏团的成员们住在大棚外的帐篷里。

“不能说很豪华,反正还看得过眼。”这是李荣庆几个月来趁着演出的间隙,陆续凑齐的行头。国豪马戏团总算看上去像点样子了,有了几分当初辉煌时的苗头。李荣庆想让一切都尽快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新来的老虎还算听话,演出时偶而也会“闹情绪”,拒绝跟在狮子后面爬台阶。李荣庆甩动指挥棒,硬塑料发出“唰唰”的破空声,老虎还是乖乖走到了狮子后面。

“其实就是吓吓它们,不会真打。而且我们都不用铁棒,老虎狮子皮糙肉厚,塑料棒打着也不会疼。”李荣庆解释,“我儿子不听话我也得揍他啊,说真的,我揍我儿子的次数,都比我打老虎的次数多。”

但是在动物保护组织看来,表演动物对于塑料棒的惧怕,本就源于幼年受训时遭受虐待的记忆。胡春梅的团队拍过一个纪录短片《圈套》,揭示宿州的动物训练场景。片中,不听话的幼虎会被铁棍戳。

动物保护者越来越多的举报,也让包括李荣庆在内的马戏团团长,不断面临丢掉饭碗的威胁。

马戏团团长那封公开信里,将近一半的内容,都是在投诉胡春梅和她的“拯救动物表演”组织。“打着‘慈善组织’旗号非法募捐敛财,凌驾于政府之上非法打压全国马戏团体。他们肆无忌惮的上高速公路拦截正常行驶的车辆,到各地演出场馆逼停正规马戏演出……使得全国马戏团体惶恐不安难以生存!”

胡春梅在网上看到了这些投诉和公开信,她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接到大量的谩骂留言,手机铃声不断响起。她被迫连续几天关机,屏蔽陌生人的留言。她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但被问起是否会影响生活时,她回答“还好”。

媒体也开始频繁地联系她,这让胡春梅感慨,曾经她为动物保护的事情主动联系媒体,“收到的回复寥寥无几”,如今却因立场相反者的公开信而“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胡春梅也认同的一点是,表演动物的安置问题眼下还难以得到解决。

玲玲马戏团谢幕演出后,动物被送往收容所,然而全美能够收容大型猫科动物的收容所只有11家。

“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都安置妥善的。我们也一直在呼吁停止商业性繁殖,停止野捕进口,新建的动物园可以收容救护,等等。”胡春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另一个需要“安置”的对象,是没有了动物表演之后的马戏团。“希望他们可以转型吧。”胡春梅说,“动物表演本就只是他们演出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节目还是人的表演。”

但对李荣庆来说,胡春梅以及她的动物保护团体,都是想要毁掉自己生活的“恶人”。他想不明白,人想要讨生活也得吃苦,动物凭什么就要被白养着呢?他回忆打小就练功的经历,细数自己的一身伤疤。他的身上留着十几处疤,腿骨曾经断成4截,他还从叠起来七八米高的椅子上摔下去过,那一回断的是掌骨。

在他看来,马戏团养着动物,让它们不用在野外过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受伤生病也有人管,用提供这样的“好生活”换来动物的表演,“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作为团长,李荣庆已经将近6年没有亲自上场表演这个“双人空中飞人”了。在泸县,原本要出场的是他的一个徒弟,锁骨受了伤。团里算上后勤也只有12个人,找不出别人能表演这个节目,他只好自己出场。

他和另一个徒弟一起顺着绳梯向上爬,一直爬到将近10米的高空。他把红色的绳圈套在手腕上,用上臂的力量撑起全身的重量,在空中一圈又一圈旋转。周围的观众仰着头,发出了惊呼声。马戏团的成员开始在观众席兜售爆米花。

这次他要在泸县停留半个多月,打算趁机“休息一下”,再编排几个新节目。他惦记着要去定做一个带着机关的箱子,可以用来表演一个大型的魔术节目。

然而还是出了一些岔子,来到泸县的第二天,他请来的4位外籍演员不能上台了,因为请马戏团来的房地产开发商,没给外籍演员办好当地的演出许可。

这4人中,两名俄罗斯姑娘负责串场跳艺术体操,是李荣庆临时雇来的。两名坦桑尼亚演员表演高椅倒立之类的高空杂技,已经跟他签了一年的长约。

李荣庆一中午接了15个电话,应付一个接一个向他砸来的问题。甲方的尾款迟迟没有到账,外籍演员的去留,他的卡车占了道需要挪开,各种各样的机构要来查他的许可证……第二天的演出推迟了半小时才开场。

第三天,表演踩跷跷板的熊在差点挣脱锁链冲到前面去,幸好被及时捉住了。唯一在这次意外中受伤的人是李荣庆的堂弟李瑞生,手臂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痕。这个突发的小事故让节奏再次被打乱,当晚的狗熊表演,李荣庆代替堂弟上了场。

李瑞生用碘酒在伤口上抹了抹,小丑表演时间到,他换上服装,像平常一样上场了。对于马戏团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伤,没有影响他大幅度地挥动手臂,指挥着参与节目的观众跟他一起“动起来”。

不久伤口结了痂,但李瑞生开始觉得手臂有些使不上力气。李荣庆考虑让堂弟提前回去,狗熊表演他自己替,小丑表演找个人替就行。

幸好,外籍演员的问题解决了,李荣庆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发了求助信息,很快就替他们联系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演出。考虑到“多待一天就浪费一天的钱”,他转天就对他们说“再见”了。

他曾自学英语,以便“跟外籍演员沟通”,让自己的马戏团成为国际化的大马戏团。如今,他背下来的单词大都忘了,只记得几句简单的:“你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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